剑磨八年 璧合中西(2007-12-6)
作者: 发布时间: 2007-12-06 浏览次数: 34

 

历八年艰辛,合中美精英,学界寄予厚望的《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》,近期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。该书是中美合作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,得到美国Henry Luce Foundation : United States-China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基金项目、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基金项目的资助。学者阵容也十分强大,美国新泽西大学Prof. 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教授)和南京大学顾黔教授分为双方负责人,苏州大学石汝杰教授、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俞志强教授为核心成员,组建了一支国际团队。因此早在未出版之际,该书便已备受关注,今终付梓,为方言地理学界又添一道风景。

方言地理学,又称语言地理学,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学理论,也是一种研究方法。通过对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的分析、解释来研究方言间的关系,研究语言的历史及其演变。但中国的方言地理学研究,自比利时学者贺登W.A.Grootaers)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首倡方言地理学以来,一直未有长足的发展。中国人的著作中,只徐通的《历史语言学》(商务印书馆,1991)和游汝杰的《汉语方言导论》(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2)对这门学科进行了介绍和评论(游汝杰,1997)。现有的方言地图大多是方言调查报告的附属内容,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说明当地方言分区的情况,真正按地理语言学的要求调查编制的方言地图为数极少(曹志耘,2002)。真正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更少见。《江》书以方言地理学为研究方法,实践了方言地理学的研究理念。它的出版弥补了这片领域的缺憾,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。

古人云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万事之首要是得有一把研究的“利器”。《江》并未直接采用传统的字表调查法,而是使用了三种词汇调查表:短表(60个词)、简表(439个词)和详表1900个词)。三种表精选的口语词汇,对内具有代表性对外具有区别性,除直接调查了方言词汇外,还间接整理出蕴藏在词汇中的语音系统,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方言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层次。也就说,词表里实际暗藏了字表;若改用单字表调查,一来无法调查到最纯正的口语音,二来也没有暗藏词表的“双雕”功能。三表同时又各具功用:短表专用于密集调查,绘制方言同言线、分析方言地图;简表用于大范围地调查概貌;详表用于最具过渡特征的方言点。三表齐下,这在方言田野调查中尚属首次。

《江》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侧重理论探讨,通过构拟东南部官话方言以及北部吴语各自的共同音韵体系,设计出一套类型学检测标准,并演示以此标准检测方言的程序和结果;第二部分主要是事实分析,以方言地图的方式讨论方言特征及其地理分布,展示各地同言线,并从中考察区域性特征和方言的分界问题。第三部分列举了三个点的详表调查数据,限于篇幅,只选择了过渡地带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点,管窥全豹。与其他方言地理学著作相比,《江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:

第一:布点密集,调查深入。

《江》在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界地区,横跨长江两岸丹阳、丹徒、金坛、溧水、句容、泰兴、靖江、如皋、南通、通州、如东等十几个市县的农村,历时五年,记录简表155本,详表 24本,短表305,共计484本,覆盖面积约达4000平方公里,获得了大量极具史料价值的第一手资料。所有调查点、发音人、记音人的基本情况均附于书后,既便于核查,又利于后来人再调查。学界此前见到的方言资料,大多是县城或中心城镇的,以县城代表全县。《江》的调查一改惯常做法,深入至农村的自然村、组,最多是乡(或乡级镇)而不是县城或其它中心城镇,触及到长期以来限于条件而未及展开的农村语言调查,更真实地反映了语言实情。

第二:地图美观,影像生动。

《江》首先是一本踏实谨严的学术著作,同时又是一本“时尚美观”的地理民俗教科书。全书共有80余幅彩色方言地图,图标形状和色彩均经著者精心设计、挑选,如以形状的圆方、颜色的冷暖分别代表声母的清浊与韵的分化。每幅图都堪称精美的科学的艺术品,读者在直观感受方言渐变与过渡的同时,亦有审美的愉悦。除此之外,书中还插印多帧生动的彩照,为读者还原了彼时田野调查的实景,以民俗历史参方言地理,可谓得“二重证据”之要义。《江》书的形制、形式无疑是方言地理学类著作在“视觉时代”的一次有益的先锋的尝试。

第三:视角独特,推理谨严。

《江》书以探讨江苏境内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为主要旨趣,对相关理论问题也作出了精辟独到的论述。概其要有四。

其一,设计了行之有效的江淮官话/吴语分类学检测标准。判定方言属性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,但从未有一套相对完满的标准。此前,传统的方法以语音为纲,最重要的是考察声母几分,以此来确定是吴语还是官话。然而,老办法遇到了新问题,这条标准在面对方言过渡地带混杂的语言实际时,失去了效力。为解决这一矛盾,《江》从语言事实出发,结合古今语言变化规律,制定了一套涵盖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新检测标准,不仅可用于检测方言属性,还可用于检测方言间的相互接触、影响和融合程度。操作程序也相当简便,只须列表将各个方言与所有标准一一对比,是合是离,一目了然。在江淮官话和吴语地区,明显能看到方言间的影响已渗透到各个层面,所以这个检索表在该地区特别实用。《江》书正是用这些重要的分类学检测标准,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,绘出了一幅幅方言地图。同时作者也指出, “单条标准往往只能部分反映分界事实”,在方言过渡混杂地带尤其如此。因此应考察、综合多条同言线,得出同言线束,方可较为全面地界定两大方言类型的分界。对类似江苏境内两大方言过渡混杂的地区,这套方法实在是可资借鉴的。

其二:构拟了南部江淮官话通语/北部吴语通语。以往研究江淮官话或吴语,上不过《切韵》音系,下不出具体方言或方言作品。好处是可以进行古今语音对照,坏处是不易看出江淮官话与吴语分化并各自发展至今的脉络。因此“为了弄清两大方言之间以及它们内部各方言之间的关系,包括历史的和现代的,是如何相互影响、彼此交融的,分别对它们共同的音系进行历史比较研究,是极有必要的。”《江》以通州金沙、泰兴应达、丹徒水台三个方言点为代表点,首次尝试为该地区方言构拟通语音系,进行具体而系统的比较研究。北部吴语通语则在赵元任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(1928)和“吴音单字表” 中共同吴语的基础上,略加调整。《江》构拟的两套通语音系,填补了切韵音系与现代汉语方言中间的断裂环节,基本反映出官话和吴语两大方言类型的不同,同时也有若干相似之处显示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共性。

其三:构建了浊声母送气产生与浊音消损的历史演变模式。具体而言就是:中古时期阳调类的不送气浊音声母,先后经历产生送气、丢失浊音浊流的发展阶段,演变到今天官话阳调类的送气清音,更进一步的则仄声音节连送气也丢失了。这一模式并非凭空地臆想,而是通过密集深入的调查,在江淮官话与吴语的过渡混杂地带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过渡音——送气浊流,以此为基础,结合古代汉语和其他现代汉语方言的实际综合而得。这一模式将许多散乱的语音现象进行了有序的线性排列,变“一盘散珠”为“一串项链”,对某一方言所处的历史阶段,“平送仄不送”、“不论平仄,一律送气”等语音演变规律均有极强的解释力。

其四:提出了系统的元音转移理论。元音转移现象并非《江》首次涉及,但系统的元音转移理论却是《江》首次提出。元音转移如同“多米诺骨效应”,某一元音在演变过程中未按“既定”路线发展,挤占了其他元音的位置,如此引起元音的连锁反应,整个元音系统遂成“大挪移”的格局。书中以南通方言为例,揭示了该方言元音系统平行转移的演变规律,改变了此前人们对此类现象感性的认识,并有力地证明南通方言应属官话。

因此,不论方法、形式,还是内容,《江》都代表了方言地理学界的最新成果,堪称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。虽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江苏境内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,但其先进的理念,科学的手段,中西合作的模式对整个学界都有参考借鉴的价值,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转载